2 乡村振兴需要做什么？

乡村振兴，涉及到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要提高农民收入、发展乡村产业，还要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的发展，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振兴，还包括文化、治理方面的兴盛。简单地看，乡村振兴至少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1.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根据我国“人多地少”的禀赋条件，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包括土壤肥力、灌溉设施、防洪抗灾能力等。二是提高农业科技的研发与应用能力，特别是育种技术。三是推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农田防洪抗灾能力，可以帮助农民抵御气候物理风险；农田建设与节水节肥减药技术相结合，可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2. 发展县域乡村产业。这可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扩宽非农就业机会，不用为了收入背井离乡，与家人长期分离，在家乡的小县城就能安家立业。县域发展应该分类推进。比如，大城市周围的县城可以从大城市承接传统产业、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农业主产区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发展乡村旅游。

  3. 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这是构建包容社会的关键。农村居民也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努力，过上小康的生活。农村人力资本不足是制约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别让农村儿童输在了“起跑线”上。通过资助制度，让农村学生读得起高中。对于成年农村居民，可以通过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质量，提高应对气候转型风险的能力。

  4. 推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这是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关键。一方面，保护生态系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需要纠正“价格扭曲”，缩小生态产品市场价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距，实现“谁保护、谁受益”；另一方面，生态环境、自然资本是农村居民拥有的一笔资产，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2.1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民为什么收入低？主要是因为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不如工业和服务业。如果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人均耕地面积会有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提升。但是，这个过程的主要驱动因素应该来自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转移农业劳动人口，不利于稳定农业总产出。

那么，为了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路径呢？基于“人多地少”的自然禀赋条件，我国农业发展应该有别于美国“人少地多”的模式。美国模式的逻辑出发点是通过机械化等手段，节省人力。而我国与日本情况类似，主要依靠选种、多茬种植、化肥等手段，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虽然近些年，我国农业劳动人口不断下降，人力成本持续上升，但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所以，中国模式的关键还是要用好有限的土地，在技术上下功夫。比如，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改造为抓手，提升耕地质量、土壤肥力等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的研发与应用能力，特别是育种技术。

阻碍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和资本要素的资源错配。能力强的农户无法将经营规模扩大到与其能力匹配的水平；因为种地收入受限，他们离开农业，外出务工。因此，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应该推动要素资源优化配置，适度发展规模经营。

2.1.1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产业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产业。2020年，从事农林渔牧业生产的劳动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3.6%，但2020年农林渔牧业贡献的GDP仅占7.5%25。这意味着单位农业劳动力创造的GDP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这是从事农业生产，收入回报远低于其他行业的主要原因。我们把一个产业实际GDP增加值与劳动人口数量的比值定义成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发现，2020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不及第二产业的四分之一，不及第三产业的三分之一26。 从发展趋势来看，2003年以来，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2.1.2 行政化的“旧农业”与市场化的“新农业”

农业不只是粮食生产。从产值来看，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的生产已经在农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政策环境、市场化程度、成本收益水平和生产技术特点的不同，有必要把这两种农业加以区分。(黄宗智 2017)将它们分别称作高度行政化的“旧农业”与自由放任的“新农业”。

  • “旧农业”：粮食作物（谷类、薯类、豆类）以及棉花、油料作物的生产。“旧农业”是计划经济的延续。国家制定长期战略，设定主产区以及生产指标，来保证粮食安全。在政策上，给予种植、农资投入的补助和奖励，设定最低收购价格，来保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同时，还设置了一个征收、加工、储藏、销售粮食的机构体系。农民粮食收割以后，交给国家机构来加工、销售，一般不直接参与市场化运作。同时，国家还通过大规模收储来稳定粮食价格、保证粮食供应。
  • “新农业”：高档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的生产。而“新农业”，一般没有补贴，没有最低收购价格，没有采取大规模收储。农民自己与农资公司、加工公司打交道，并负责销售。农民种什么、种多少，也主要由市场因素决定。

从产值来看，“新农业”已经远远超过“旧农业”。比如，2020年，谷物的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11.7%，但是蔬菜（含菜用瓜）的产值占比为17.4%，水果8.5%，牧业产值占比为29.2%，渔业9.3%27。与“旧农业”相比，“新农业”有两个明显特征：

  • 从生产技术来看，不是土地密集型，而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新农业虽然产值占比高，但是播种面积不大。比如，2020年，谷物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8.5%，而蔬菜、瓜果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合计只占14.1%28。但“新农业”对劳动、资本要素的投入要求高。比如，2020年，苹果种植，每亩用工数量是稻谷的7.6倍，小麦的10倍，玉米的7.8倍；苹果种植每亩物质和服务费用是稻谷的3.6倍，小麦的4.2倍，玉米的5倍29。
  • 从成本收益来看，“新农业”赚钱，“旧农业”基本不赚钱，甚至还亏钱。比如，2020年，苹果种植，每亩净利润是总成本的32%；而稻谷的每亩成本利润率只有3.9%，玉米10%；2020年，小麦种植总体上而言是亏损的，每亩成本利润率为-1.6%。

但不论是“新农业”还是“旧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比如，2020年，苹果种植，单位劳动用工日创造的产值仅为217元，稻谷266元，小麦273元，玉米247元30。

2.1.3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靠什么？

有研究指出(徐灏龙 and 陆铭 2021)，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减少劳动力市场摩擦。户籍制度、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阻碍农民进城，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换句话说，就是要降低门槛，让农民进城成为新市民，继续推进城镇化。这是必要的，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还可以在农业劳动人口下降的大趋势下，保证农业总产出的稳定，确保粮食安全。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假设农业生产函数为

\[ Y = A\times f(K,L,N), \] 其中 \(Y\) 表示农业总产出，\(A\) 表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函数\(f(\cdot)\)中要素投入有资本\(K\)、土地\(L\)、劳动\(N\)。假设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农业劳动生产率\({Y}/{N}\) ，可以写成 \[ \frac{Y}{N}=A\times f(\frac{K}{N},\frac{L}{N},1). \] 假设我们简单地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即 \(N\)下降。人均资本\(K/N\)、人均耕地面积\(K/L\)都会上升，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Y/N\)会提高。但是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A\)没有变化的前提下，\(N\)下降会导致农业产出下降。在粮食产量需要达到一定水平的要求下，通过简单地转移农业劳动人口，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可取的。

相反，如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A\)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出都会提高，这样农业部门会出现一批“富余”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这样的逻辑与(Gollin, Parente, and Rogerson 2002)中的理论结论一致，也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相吻合(Zhu 2012)。

2.1.4 中国“小而精”模式——用好有限的土地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自然禀赋条件来看，我国“人多地少”，与日本的情况类似，与美国“人少地多”的禀赋条件，显著不同。因为“人少地多”，美国农业的逻辑出发点是通过机械化等手段，节省人力。而我国与日本，主要依赖选种、多茬种植、化肥等手段，尽量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黄宗智 2014)把美国模式称作“大而粗”的模式，把中国与日本的模式称作“小而精”的模式。

在中国“小而精”模式下，提高耕地质量、土壤肥力，合理利用有限的耕地，选育优良品种提高单产，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点在生产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大豆种植。与水稻、小麦、玉米不同，大豆种植对劳动投入的要求相对较少，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2020年，大豆种植，单位播种面积平均用工时间只有水稻和玉米的50%，是小麦的65%31。所以，在“人多地少”的禀赋条件和全球化背景下，大豆种植在我国不具备竞争优势。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2014—2020年，大豆种植年年亏损，七年平均成本利润率高达-19.6%32。因此，我国大豆消费主要依赖进口。2021年，我国大豆消费总量大约为1.1亿吨，其中88%来自进口，而超过八成的进口都来自美国和巴西，这两个土地相对丰富的国家33。进口大豆主要用于食用油压榨和养殖饲料(黄宗智 and 高原 2014)。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提高，对食用油和畜产品的需求会不断提高，因此对大豆的需求也会增加。提高大豆产量和竞争力，改善高度进口依赖的局面，就具有了战略意义。但耕地面积有限，只能想方设法提高单位面积产出。2020年，平均每亩大豆产量为133.6千克，在这样的单产水平下，如果1.1亿吨国内大豆消费全部国产，大豆播种面积需要增加4.7倍34。如果能通过培育优良大豆品种，提高单产，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进口的依赖。

可见，中国模式的关键是用好有限的土地，在技术上下功夫。比如，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改造为抓手，提升耕地质量、土壤肥力等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的研发与应用能力，特别是育种技术。

阻碍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源错配。种植能手没有获得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土地和资本要素投入(Adamopoulos et al. 2022)。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他们无法通过土地流转将经营规模扩大到最合适的水平，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把其他农户的土地交给他们管理，全体生产效率会显著提高35。因为资源错配限制了种植能手的种地收入，他们可能选择离开农业，外出务工，追求更高的报酬。这就导致能力强的乡里人都往城里跑，人才流失严重，这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应该优化土地和资本要素的配置，适度发展规模经营。

2.2 发展县域乡村产业

我国县级行政单位（除市辖区以外）大概2000多个36。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县城至少可以发挥两个功能。第一，为希望就近城镇化的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一个选择；第二，为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下乡，提供聚集中心。但是，目前县城非农产业的劳动报酬，与城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为了留住人，县城需要壮大非农产业，但不能盲目发展，需要分类推进。农业主产区内的县城，主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聚集生产要素。

2.2.1 小县城大作用

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县城至少可以发挥两个功能。第一，为希望就近城镇化的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一个选择；第二，为下乡生产要素，提供聚集中心。

  1. 就近城镇化。首先，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如果希望返乡，或者因为照顾老人儿童需要返乡，并且返乡后不愿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就需要一个载体，为他们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家乡的小县城可以发挥这样的功能。2021年，我国农民工大约2.9亿，其中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地方打工的大约1.7亿37。这些人背井离乡，每年候鸟式的大迁徙，一家人长期聚少离多，这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健康38和儿童的成长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另外，我国城镇化率还有提升空间，未来还有一部分农村人口会来到城镇。这部分人可以选择家乡的小县城安家立业。假设到2035年我国总人口仍然维持在14亿，城镇化率从2020的64%39上升到75%，未来10多年间，还有1.5亿的农村人口要来到城镇。
  2. 乡村产业聚集。相关生产要素来到乡下，支持产业发展，在空间上需要一定程度的聚集；比如，农产品加工、金融服务、市场交易、物流分拣、商务洽谈、科技研发与应用、教育培训、住宿餐饮等活动，不宜分散。 县城一头牵着城市，一头牵着乡村，可以充当城乡之间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的枢纽。

2.2.2 小县城能留住人吗？

不论是返乡人员还是下乡人才，来到小县城安家立业，考虑的因素无外乎是就业机会、薪酬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这些因素中，有份体面的工作，尤为重要。但是，目前县域范围内非农产业的劳动报酬，与城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2019年，60%的县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水平，平均来看，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40。按照GDP现价计算，2019年全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约为17.9万元，第三产业15万元。如果一个县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这个全国水平，这个县城非农产业的劳动报酬可能比较低；如果有机会去大城市打工，可能不会留在小县城。从区域来看，江苏、浙江的情况相对较好；湖南、河北、江西、贵州、四川、河南、安徽、黑龙江的情况比较差。值得关注的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河南，境内超过一半的县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水平；这些县城的外出务工人员，如果希望返乡就业，收入可能要大打折扣；如果要鼓励人才下乡，支持这些县城的产业发展，报酬方面可能也没有吸引力。

但是，在中西部地区，有一些县城依靠区位优势，发展相对较好。比如，湖南省长沙县毗邻长沙市区，聚集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安徽省肥西县毗邻合肥市区，聚集了以江淮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产业，以TCL、通得力电气为代表的家电产业。安徽省当涂县作为对接苏、浙、沪的东大门，承接了从长江三角洲转移过来的家电、医药和物流产业。除了区位优势，这些例子也暗含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逻辑：小县城依靠更为廉价的人力、土地要素资源从大城市承接传统产业(Bulman 2016)。

还有一些中西部县城依靠资源优势，拥有相对较高的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比如，在贵州省有“中国磷都”开阳县、“中国酒都”仁怀市；在河北省有依靠铁矿资源的迁安市；在河南省有依靠煤矿资源的济源市和依靠铝矿资源的新安县、登封市、巩义市；在黑龙江省有依靠大庆油田的安达市；在湖北省有依靠江汉油田的潜江市、“世界绿松石之都”竹山县和依靠中药材的房县；在江西省有“世界铜都”贵溪市；在云南省有“世界三七之都”文山市。这些例子体现了县城的另一个比较优势：自然资源。

在农业主产区，大部分县城非农产业发展落后。2019年，第一产业GDP占全国县域经济第一产业GDP总值比率超过0.1%的农业大县，共193个41；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全国水平的县共120个，占比达到62%。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黑龙江有9个农业大县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水平，平均来看，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全国水平的44%，第三产业22%；这其中就有大家熟知的黑龙江五常市。

2.2.3 发展县域产业，怎么做？

县城需要壮大非农产业，这样可以承载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同时还需要提升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留住人。但是，这并不意味所有县城都要盲目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2年5月6日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分类推进县城发展的思路。

  • 大城市周围的县城：承接没必要放在大城市的产业和功能，比如“一般性制造业”、物流基地、专业市场。
  • 农业主产区的县城：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特长优势明显的县城：结合特长，发展特色经济与支柱产业。
  • 人口流失严重的县城：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人口和公共服务适度集中，引导人口流向其他区域。
  • 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城：承接生态地区超载人口转移，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了，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域布局；在有条件的县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科技研发、加工物流、营销服务等市场主体向园区集中，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向园区集聚；“十四五”期间，以县为单位，创建500个左右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2.3 提升农村人力资本

我国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而问题的症结就在农村。农村居民在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解决这些问题是中国跨过“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农村家庭获取人力资本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因为收入低、生存压力大，农村家庭子女可能放弃高中教育。因此，应该健全学生资助制度，让农村学生读得起高中。第二，农村家庭投资人力资本，看上去不太划算；即便让子女读了高中，考上大学的机率也远不及城市学生。实际上，在高中教育之前，城市学生就已经和农村学生拉开了距离。因为幼儿阶段缺乏现代化抚养，农村儿童认知发展缓慢；因为营养摄入不足而贫血。因此，应该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别让农村儿童输在了“起跑线”上。

2.3.1 我国人力资本的短板在农村

我国大多数劳动人口没有上过高中。人力资本不足是制约我们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2015年，我国劳动人口中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率仅为30%42。反观发达国家，高中普及率已经非常高。比如，2015年，美国90%的劳动人口上过高中，德国87%，日本100%。全球范围来看，还有没有一个高收入国家劳动人口高中普及率低于50%。在一个高度数字化智能化、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体，如果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这是很难想象的。

墨西哥和巴西，在1960年，已经成功晋升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名副其实的“希望之星”。但半个世纪过去后，他们没能跃升成为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速令人失望。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大多数人没上过高中。2015年，墨西哥劳动人口中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35%，巴西47%。相反，韩国、爱尔兰、以色列和中国台湾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早在1980年，这四个地区的平均高中普及率已经超过70%。

我国人力资本的短板主要在农村。2019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43，乡村6岁及以上人口中有高中及以上教育经历的只有16%，而城市51%，镇30%。除了受教育程度，在卫生健康方面，城乡差距也十分明显。比如，(Y. Chen and Fang 2020)研究发现， 农村户口的中老年人（45岁及以上）表现出抑郁症状的比率为35.4%，高于城镇的22.5%。2020年，每10万个农村人口，就有171人死于心脏病，165人死于脑血管病，这两类疾病的粗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人口44。在妇幼健康方面，2020年农村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大体上是城市儿童的2倍45。可见，对于我国而已，跨过“陷阱”的关键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

2.3.2 寒门再难出贵子？

农村家庭获取人力资本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因为收入低、生存压力大，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入，相形风绌。比如，高中阶段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农村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应该健全学生资助制度，让农村家庭子女读得起高中。研究发现，为农村地区初中生提供有条件的资助，可以提升他们学习的积极性(X. Chen et al. 2013)，和高中升学率(C. Liu et al. 2013)。

第二，在目前的客观条件下，农村家庭投资人力资本，看上去不划算。即便是让子女读了高中，也不见得了能考得上大学；即便能读大学，也不见得能读“211”、“985”，更别说清华北大。(H. Li et al. 2015)研究发现，2003年，参加高考的农村学生中，只有16.7%能够考取四年制大学，只有5%可以考取“211”大学，只有1.7%可以考取“985”大学，只有0.025%可以考取清华北大。相比之下，城镇考生考取211、985、清华北大的几率要大得多，分别是10%、4.2%、0.19%。需要特别指出的，参加高考的农村学生，可能是农村适龄青年中学习成绩相对较好、考大学希望比较大的群体。绝大多数农村学生，可能觉得考大学希望不大，早早就放弃了。2003年，农村适龄青年高考参与率只有12%，而城镇高达67%。

实际上，在高中教育之前，城市学生就已经和农村学生拉开了距离。(Lai et al. 2014)为了比较城乡小学生之间的学业表现，2008年在陕西农村地区随机选择了4158名四年级学生参加标准化的数学测验；同年，在北京外来务工子女学校随机选择了931名同年级学生参加完全一样的测验。结果发现陕西农村小学生的表现显著不如北京外来务工子女。在考虑了与学生家庭、学校教学资源、教师资质相关的因素，这样的差距仍然存在。更令人费解的是：平均来看，调研中的北京外来务工子女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方面不如陕西农村地区的学校。那么，学生之间的差距来自什么呢？(Rozelle and Hell 2020)认为来自一些“看不见的地方”。比如，上文提到，因为缺乏现代的抚养方式，39%的乡村幼儿（0-3岁）表现出认知或意识发展延缓；在中、西部地区，一部分农村儿童因为营养摄入不足而贫血。(X. Wang et al. 2012)在贵州调研发现，40%的小学生有肠虫病。(Ma et al. 2022)调研发现，乡村六年级小学生未校正视力比率竟然高达32%。因此，应该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别让农村儿童输在了“起跑线”上。

2.4 推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生态是乡村最大的优势，但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还有巨大差距。乡村每年向全社会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数十万亿元未被补偿。不仅影响农民收入，还会因为错误的“价格信号”，导致过度的乡村文旅开发、粗放的农林渔业生产，从而忽视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比如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水质净化、空气净化、固碳增氧等等。这些调节功能悄无声息，但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举足轻重。因为具有公共品属性，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市场价格（或者补偿）远远低于它实际的社会价值。如何通过政府引导纠正“价格扭曲”，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引入更多金融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补偿，建立长效机制，是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统一的关键。

2.4.1 乡村提供的生态产品与服务有哪些？

乡村是生态产品的主要提供方。据(马国霞 et al. 2017)测算，2015年我国生态系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共计72.81万亿元（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ross Ecosystem Product），与同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相当；这其中，城市生态系统的贡献微乎其微，仅占0.6%；最主要的生态供给系统是森林、草原、湿地、农田，合计贡献了97.7%的生态产值。而陆地生态系统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是由农民集体所有。我国9.6亿公顷的国土面积中，有45.5%是农村集体土地46；1.19亿公顷的耕地面积中，国有农场仅占5.4%47；森林土地中，58%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可见，农民集体所有的森林、草原、湿地、农田每年的生态贡献高达数十万亿元。

这其中，乡村提供的生态调节服务尤为重要，但常常被忽视。根据(马国霞 et al. 2017)的测算，2015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中，18.02%是农、林、渔等产品的供给，72.98%是生态调节服务，剩余9%是文化服务。提到乡村，大家常常想到的是粮食、蔬菜、瓜果、肉、奶、蛋、鱼虾蟹等产品的供给，以及各式各样的生态文化、自然景观旅游。贡献最大的生态调节服务却很少提及。这包括，

  1. 气候调节：森林、草原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太阳光能，缓解气温升高；湿地通过蒸腾作用降低空气温度、增加湿度。2015年，生态系统提供的气候调节服务价值31.71万亿元。
  2. 固碳释氧：生态系统中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2015年服务价值为5.91万亿元。
  3. 水流动调节：湿地可以缓解洪水造成的损失；森林、草原的根系深入土壤，具有涵养水源的功能。2015年服务价值为10.76万亿元。
  4. 土壤保持：生态系统保护土壤不被侵蚀，可以保持土壤肥力，减轻泥沙淤积所产生的灾害。2015年服务价值为4.1万亿元。
  5. 防风固沙：森林、草原等系统可以减少风蚀导致的土壤侵蚀。2015年服务价值为3441亿元。
  6. 水质净化：生态系统具备净化地表水污染物的功能。2015年服务价值为2303亿元。
  7. 空气净化：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的污染物，过滤空气，维持成分平衡。2015年服务价值为604亿元。
  8. 病虫害防治：生态系统通过食物链控制病虫害的传播。2015年服务价值为71.7亿元。

2.4.2 价格扭曲：生态调节服务市场价格远低于社会价值

农林渔等生态产品、乡村生态文化旅游的价值实现前景较为明确。而生态调节服务的市场价格或者补偿，远远不及它的实际价值。目前，生态补偿主要以财政投入为主。虽然近二十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对生态调节服务的补偿，还远远不够。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还有巨大差距。

  •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财政资金运用于生态补偿的渠道主要包括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2008—2019，中央财政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共计2561亿元48。而2015年全国农田生态系统一年提供的调节服务共计7457亿元。1978—2015，我国启动并实施了16项重大生态保护工程，这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项目、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等等。根据(Bryan et al. 2018)的测算，截至2015年，这16项工程总计投入资金3785亿美元（以2015年美元计价），其中2015年一年的投入资金仅为同年GDP的0.37%。而2015年全国森林生态系统一年提供的调节服务就达到19.75万亿元，是同年GDP的28.7%。可见，从总量上来看，财政资金提供的生态补偿，与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相比，杯水车薪。
  • 从区域层面上来看，有地区为全国提供的生态服务远远超过获得的补偿。比如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省，不仅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护区。据(Ouyang et al. 2020)测算，2015年青海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1854亿元，其中调节服务占23.7%，439.4亿元。然而，2010-2015，青海省从中央财政获得生态补偿一共只有458.19亿元。
  • 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有些生态保护项目的补助标准太低。比如，中央财政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国家级生态公益林，每年每公顷补助225元(Bryan et al. 2018)。然而，2015年森林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提供的调节服务平均价值为每年每公顷8.8万元。又比如草原生态保护补偿项目，2016年以前，中央财政对自愿参与禁牧的牧民，按照每年每公顷90元的标准补助，附加150元牧草良种补助(Bryan et al. 2018)。然而，2015年草原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提供的调节服务平均价值为每年每公顷2.9万元。

生态调节服务市场价格（或者补偿）被严重低估的后果有两方面。第一，生态环境、自然资本是农村居民拥有的一笔资产，市场价格一直以来低于实际价值，这是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城乡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第二，因为农林渔产品、生态文化旅游的市场价格高于生态调节服务，错误的“价格信号”，引起过度垦殖和放牧、砍伐树木，过度开展乡村文化旅游，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进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3000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60亿美元(Bryan et al. 2018)；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长江上流地区长期乱砍滥伐，破环了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土壤侵蚀量增加，加剧了洪涝灾害。这次经历告诉我们，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土壤保持功能，虽然没有市场价格，但忽视它的价值将会带来惨痛的教训。随即启动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持续开展封山绿化二十年，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3000多万公顷。虽然成效显著，但长效机制仍然缺位，存在风险。比如，财政补贴停止或者减少后，是否会重蹈覆辙？(Guo and Gong 2016)利用陆地卫星图像数据发现，陕西省延安市1999—2009年退耕还林期间森林覆盖面积新增34万公顷，让全市9%的土地披上了绿装。但2009以后出现复耕，2010—2015年共有1.75万公顷的林地被改变成农田或者城市建设用地，这其中67%的复耕发生在2014和2015年。根据退耕还林补助政策，还经济林，粮食和生活费补助最长10年，如果1999年参与退耕还林，2009年补助停止；还生态林，补助最长16年，如果1999年参与，2015年补助停止。2009年以后，延安市陆续出现的复耕现象可能与补助停止有关。

纠正“价格扭曲”，缩小生态调节功能市场价格（或者补偿）与实际价值的差距，不仅可以提升农村居民收入，还可以引导资源加强生态保护，是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统一的关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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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数据来源：WIND。农林渔牧业即第一产业。第一产业GDP指的是第一产业实际GDP增加值。↩︎

  2. 数据来源：WIND。具体而言，2020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二产业的23.1%，第三产业的28.5%。↩︎

  3. 数据来源：《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表6-3 “农林牧渔业分项产值及构成(按当年价格计算)”。↩︎

  4. 数据来源：《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表7-3 “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构成(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100)”↩︎

  5. 数据来源：《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表10-1 “全国种植业产品成本与收益”。↩︎

  6. 数据来源：《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表10-1 “全国种植业产品成本与收益”。单位劳动用工日创造的产值定义为每亩产值与每亩用工时间的比值。↩︎

  7. 数据来源：《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表10-1 “全国种植业产品成本与收益”。2020年，大豆种植每亩用工数量为2.4日，而水稻、小麦、玉米分别为4.9日、3.7日、4.8日。↩︎

  8. 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显示大豆每亩成本利润率2014年为-3.86%，2015年-17.06%，2016年-30.93%，2017年-19.6%，2018年-28.8%，2019年-28.3%，2020年-8.4%。↩︎

  9. 数据来源：WIND。↩︎

  10. 每亩单产133千克，生产1.2亿吨大豆，需要大约8.9亿亩耕种面积，而2020年大豆播种面积为1.48亿亩。↩︎

  11. 根据(Adamopoulos et al. 2022) 的研究结论，消除土地和资本要素的资源错配，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84%。↩︎

  12. 《2020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统计的2019年县级行政单位（除市辖区以外）共2084个。根据《县域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制度（2020）》，该项统计中县指的是“辖区范围内除城区以外的全部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县级市、旗和辖区范围内有一个及以上乡（镇）的区）”。↩︎

  13. 数据来源：WIND。↩︎

  14. 农村留守老人，因为子女在外打工，精神上孤独，缺乏陪伴，这是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一个原因(Fang et al. 2021) 。↩︎

  15. 数据来源：WIND。城镇化率指的是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16. 根据《2020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提供的各县域经济GDP和就业人口计算。↩︎

  17. 数据来源：《2020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18. 此处以及下文关于各国高中普及率的数据均来自(Rozelle and Hell 2020) 。↩︎

  19.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0》。↩︎

  2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2.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面积4.37亿公顷。↩︎

  23. 数据来源：《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4. 参见《自然资本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估价（中国）—— 项目结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