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什么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
构建一个包容、平等的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在地球可以承载的范围内追求物质繁荣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发展观念。对于中国而言，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
1.1 构建包容社会需要缩小城乡差距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1，但是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大，基尼系数较低。而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已经和墨西哥、泰国相当2。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以来都比较突出。
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主要反映在城乡差距。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乡村家庭的2.56倍3。2020年，乡村家庭中收入最低的20%（约1亿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5000元；超过五分之三的乡村家庭（约3亿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不到2万元4。因此，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在我国主要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除了收入差距，更令人担忧的是机会不平等。农村家庭因为收入低、生存压力大，在子女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入，相形风绌，这让农村家庭的子女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读高中的成本太高，许多农村家庭子女在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后选择外出打工。2亿多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不到30%5。据(C. Liu et al. 2009)测算，我国农村公立高中一年的学费大概是160美元，占农村年人均收入的27% (H. Li et al. 2017)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水平非常高。许多发达国家提供免费的公立高中教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除了学费以外，还有学杂费，两项加起来，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6。如果放弃高中教育，外出打工，还可以有额外的收入。这样算下来，农村家庭子女大多选择放弃高中教育，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入不够，远不止高中教育。因为缺乏恰当的抚育方法，39%的乡村幼儿（0-3岁）表现出认知或意识发展延缓7，这将影响他们一生的认知能力。在中、西部地区，一部分农村儿童因为营养摄入不足而贫血(L. Li et al. 2018)。还有不少农村小学生近视但没戴眼镜(Ma et al. 2022) 8。这些都让农村家庭子女长大成人走入社会以后，处于劣势，影响着他们的收入、生活质量、社会地位，方方面面都可能面临困境。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不论出身如何，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努力，过小康的生活。这才是一个包容的社会，人人都有盼头，人人都觉得有希望，人人都想添砖加瓦、努力付出。这样的社会才有活力、有创造力。但目前的中国社会，寒门再难出贵子(H. Li et al. 2015) 9，社会流动性逐渐恶化(Fan, Yi, and Zhang 2021) 10。而问题的症结就在农村。
除了子女教育以外，影响农村低收入人群福祉的还有医疗卫生条件、居住环境11、外出打工的就业质量等诸多方面。这些领域都有待提升。比如，农村地区的精神卫生现状，令人触目惊心。3个农村老人中就有1个表现出抑郁症状(Y. Chen and Fang 2020)。农村老人自杀率是城市老人的3-5倍(X. Li, Xiao, and Xiao 2009)。2014年自杀人口中有41.2%来自65岁及以上的老人(Zhong, Chiu, and Conwell 2016)。农村老人，如果没了收入来源，或者患了重病，他们就成了家庭的累赘。如果儿女指望不上，绝望至极，喝口农药，一了百了。除了经济困难带来的窘迫，农村留守老人，因为子女在外打工，精神上孤独，缺乏陪伴，这也是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一个原因(Fang et al. 2021)。俗话说，儿女满堂，其乐融融。漂泊在外的2亿多农民工，何时是归期？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也令人担忧。现在有些大工厂把人事工作外包给劳务公司。由劳务公司负责招人，并按时保量向工厂输送劳动力。农民工想进厂工作，只能通过劳务公司，与劳务公司签合同，和工厂不存在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这样的安排，国外学者形象地把它比作“有裂缝的职场”(Weil 2014)。虽然进了大厂，这些外包临时工也只是“局外人”。随时可以被工厂退货，没有劳动法规定的解聘补偿。遇上工伤，也不一定能获得赔偿。上升通道有限，无法获得有价值的社会资源网络。打工十几年，也不见得有多少积蓄。对有些工人而言，找对象结婚，遥不可及，都不敢痴心妄想。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
林林总总的城乡差距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不平等有代价(Dabla-Norris et al. 2015)，关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动力，关乎我们所有人。“当‘伤痕累累’的农村儿童走向了社会，很难说受到伤害的到底是‘他们’还是‘我们’。” (林小英, 杨蕊辰, and 范杰 2019)
1.2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
气候问题日益紧迫。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Z. Liu et al. 2022)，责任重大。在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中国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就意味着单位GDP的碳排放要不断下降，与之相伴的是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如果低碳转型过程缓慢、进展不佳，气候继续变暖，极端天气发生频率继续上升。如果低碳转型速度太快，高碳行业迅速衰败，因此失业的人，来不及获得转业所需的技能，这将引发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不论是哪一种情景，农民和农民工群体都将面临较高的风险，而且相对脆弱，还对这些风险知之甚少。
农业生产依赖光照、水分、热量等气候资源(郭建平 2015)。因此，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危及粮食安全。根据(Xiong et al. 2014)的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粮食生产受气温影响最大，部分地区生育期内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可能导致玉米种植产量减少20%-30%。气候变暖还会导致农作物病虫繁殖代数增加，危害范围扩大。与1961年相比，2010年我国农作物病害面积增长了7倍，虫害面积增长了4.7倍12。气候变化还会增加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计算(FAO 2018)，2008—2018这十年间，我国因灾害引发的农业直接损失高到1530亿美元，占同期全球同类型损失的55%。2021年7月河南大水历历在目， 部分受灾农户种植的玉米、大棚蔬菜“颗粒无收”。大水不仅影响了当年的收成，还影响了下一年的播种。大水过后三个月，部分农田仍然有不少的积水，因为缺少抽水设备，有些农户用塑料桶人工清理。
气候变暖还将导致高温天气发生频率的上升，这将影响户外作业人群的劳动效率与健康。户外作业人群主要有农、林、牧、渔业的从业人员和建筑工人。根据(Parsons et al. 2021)的研究，当湿球温度（wet-bulb temperature）在20摄氏度的时候，户外作业的劳动效率将减少1%；当湿球温度在27摄氏度的时候，劳动效率将减少10%；当湿球温度在38摄氏度的时候，劳动效率将减少90%。
由此可见，农民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面临较高的气候“物理风险”。不仅如此，他们还面临不小的“转型风险”。中国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的燃烧。其中，煤炭燃烧贡献了我国75%的碳排放13。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IEA 2021)，如果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中国煤炭行业的就业岗位将要减少45%-55%，大约160万至190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新能源领域新增的就业岗位86%都是中高层次。如上文诉，71%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如何妥善安置在煤炭行业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不仅关系民生与社会安定，同时也关系到低碳转型能否顺利推进。2015、2016年，煤炭行业去产能引发了不少农民工集体维权事件14。
在生活端，清洁能源替代固体燃料，也让不少农村低收入家庭负担不起。农村居民传统上主要依赖秸秆、薪柴、煤炭等固体燃料，做饭烧菜，冬季供暖。(M. Li et al. 2021)研究发现，使用天然气替代固体燃料，可能让农村家庭在燃料方面的开支增加65%-68%。而(Yan et al. 2020)发现，“煤改气”政策让农村居民的供暖费用将近翻倍。在农村地区推广清洁能源，可以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减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但同时也应该关注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追其原因，是希望遏制住气候变暖的趋势。不希望气候变化影响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那么，在有序推进低碳转型时，也应该考虑农民工会不会从高碳行业失去就业机会，农村居民是否用得起清洁能源。
1.3 保护生态环境需要改变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2020年我国人均谷物产量是1961年的2.68倍15。我国人均粮食作物产量已经超过每人每年300千克的基本自足水平(Naughton 2018)。根据(Cao and Birchenall 2013)的研究，1991—2009这段时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5%，远高于同时期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但可持续问题突出。因为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土壤和水体污染严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2019年，我国单位面积的谷物产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左右，和日本的水平相当16。但是，2019年我国单位面积的氮肥施用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8倍，是日本的2.4倍；2019年单位面积的磷肥施用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7倍，和日本的水平相当；2019年单位面积的农药施用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9倍，是日本的1.9倍17。从总量上来看，2019年我国农药施用量占全球总量的42%，氮肥施用量占全球总量的25%、磷肥24%、钾肥27%。从发展趋势上来看，1961年到2019年，我国单位面积氮肥施用量增长了37倍、磷肥52倍、钾肥222倍。
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数据显示18，我国耕地土壤点位污染物超标率达到19.4%，主要污染物包括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因为大量使用氮肥，土壤酸化，pH值下降后，进入土壤的重金属镉的溶解性下降，在这样土壤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作物，镉含量更容易超标(陈能场 et al. 2017) 19。 2013年“镉大米”事件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担忧。时隔多年，仍然屡禁不绝。调研数据显示，湖南当地生产的大米镉含量超标，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富山县镉中毒事件中大米镉含量相当(P. Wang et al. 2019) 20。如果长期食用，镉在人体内积累，可能会引发当年在日本发现的“痛痛病”，脊柱变形，骨质松脆，咳嗽都可能引起骨折。
农业是用水大户。60%以上的水资源用于灌溉等农业用途21。但是我国灌溉效率低，一半以上的水都在传输和灌溉的过程中浪费(Jia et al. 2016)。再加上我国水资源相对匮乏，节约用水、高效灌溉，就显得尤为重要。2017年，我国人均可再生水资源2014.7立方米，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35%22。水资源匮乏，在长江以北的地区，特别是海河流域，最为突出。根据(Jiang 2015)提到的数据，长江以北六条水系流域覆盖了全国65%的耕地，但是每人每年可再生水资源仅为904立方米，这其中海河流域仅为314立方米，远低于每人每年500立方米的水资源“警戒线”。另外，因为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对水体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加剧了水资源的稀缺问题(J. Liu and Raven 2010)。
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体现在土地使用用途上。砍伐树木、过度垦殖和放牧，使得大量森林草原湿地被改变用途，造成水土流失加剧，土地退化石漠化严重，旱涝灾害不断23。自90年代末以来，退耕还林还草等诸多政策相继出台，效果显著(Bryan et al. 2018) 24。但如果没有巩固成果的长效机制，就不能避免毁林复耕、毁林种参、毁林种茶、毁林造墓、毁林造光伏项目等事件，覆车继轨。近些年， 黑龙江小兴安岭1.6亿亩林地被毁坏，用于种植人参。云南勐海县村民，为了增加茶树产量，砍伐毁坏集体林内的树木。显而易见，这些破坏生态的行为，只看到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忽视了长期的环境效益。但究其原因，我们不禁要问，有人为人参、茶叶付钱，谁为“绿水青山”买单？所以关键是要有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谁保护，谁受益。让乡村的生态资源变成农村居民长期的收入来源，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
References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实际GDP是1978年的40倍，人均实际GDP是1978年的27倍。↩︎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简称 SWIID）数据9.3版本显示(Solt 2020)，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税后、转移支付后）的Gini系数升序排名：1980年中国在63个国家中排名第14位，2019年中国在71个国家中排名第58位。根据SWIID数据9.3版本，1980年中国的Gini系数是27.7，墨西哥是48.2，泰国是43；2019年中国的Gini系数是40.5，泰国是38.4，墨西哥数据缺失；2018年墨西哥的Gini系数是43.1。墨西哥、泰国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以来都比较突出。(Naughton 201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0年数据。↩︎
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农村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收入情况数据显示，2020年收入最低2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81元，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884元，据此推断60%的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万。计算时假设农村居民数量为5亿人，数据来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并假设五等份收入分组中各组人数一样。↩︎
数据来源：WIND。↩︎
根据(C. Liu et al. 2009)的测算，学费160美元加上学杂费393美元，高中阶段教育每人每年的总费用是553美元。↩︎
参见(H. Li et al. 2017)。↩︎
这项研究中的样本数据显示，乡村小学六年级学生未矫正视力的比率为32%。↩︎
这篇文章发现2003年，适龄农村户籍青年参加高考的比率只有12%，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只有7%，去四年制大学读书的只有2%，去“211”大学读书的只有0.6%，去“985”大学读书的只有0.2%，去清华北大读书的只有0.003%。而同年城镇青年参加高考的比率是67%，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为48%，去四年制大学读书的比率为16%，去“211”大学读书的比率为7%，去“985”大学读书的比率2.8%，去清华北大读书的比率为0.128%。↩︎
这项研究发现，1970-1980年出生的人群与1981-1988年出生的人群比较，出生在低收入家庭（收入最低的20%）长大参加工作以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群体（收入最高的20%）的概率下降了，从9.8%下降到7.3%，而收入继续留在低收入群体的概率上升了，从32.3%到36.7%。↩︎
(李冬青 et al. 2021)介绍了当前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些现状。↩︎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
参见(Z. Liu et al. 2022)。↩︎
中国劳工通讯数据显示，2015年采矿业工人集体维权事件数共125起，2016年共110起。2013、2014、2017、2018、2019、2020、2021年分别为8、39、35、32、19、13、6起。↩︎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其中，谷物（cereals）的定义参考FAO对农产品分类的解释；单位面积指的是收割面积，即“area harvested”。FAO对该指标的解释为“Data refer to the area from which a crop is gathered. Area harvested, therefore, excludes the area from which, although sown or planted, there was no harvest due to damage, failure, etc.. It is usually net for temporary crops and gross for permanent crops. Net area differs from gross area insofar as the latter includes uncultivated patches, footpaths, ditches, headlands, shoulders, shelterbelts, etc.. If the crop under consideration is harvested more than once during the year as a consequence of successive cropping (i.e., the same crop is sown or planted more than once in the same field during the year), the area is counted as many times as harvested. On the contrary, area harvested will be recorded only once in the case of successive gathering of the crop during the year from the same standing crops. Area harvested is recorded in hectares (HA).”。↩︎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公报下载地址为：http://www.gov.cn/xinwen/2014-04/17/content_2661765.htm。↩︎
这项研究指出，我国土壤从1980年到2010年pH值下降了0.13~0.81个单位，土壤酸度最高增加了6倍。这种酸化程度，自然变化需要几万年。土壤本身对重金属有吸附性，通常进入土壤中的重金属迅速被土壤胶体固定而“老化”。但是在酸性环境中，镉很难被“老化”。↩︎
根据这项研究，多项调研数据显示，湖南地区生产的大米镉含量为每公斤0.33~0.69毫克，而日本富山县大米镉含量为每公斤0.38毫克。↩︎
数据来源：WIND。2020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812.9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总量为3,612.40亿立方米。↩︎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下载地址为：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R.H2O.INTR.PC。↩︎
关于中国自然生态环境历史，可以参考文献(Marks 2017)，(Shapiro 2016)以及(Elvin 2004)。 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特大洪涝灾害拉开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序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二十年（1999-2019）》介绍了退耕还林还草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以及主要成就。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原司长高俊才发表的《“绿色革命”的伟大工程——退耕还林》，介绍了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出发点。↩︎
这项研究系统地梳理了自改革开发以来出台的16项生态保护政策。↩︎